继承优良传统开创新的未来

编者按

1月8日，本报文艺部与人民日报文艺部、求是杂志文教部联合召开了纪念中国话剧90年座谈会，邀请了张庚、吴雪、欧阳山尊、胡可、李默然、徐晓钟、陈、赵有亮、林连昆、郑振环、郑邦玉、康洪兴、陈薪伊、查明哲等话剧界人士，就我国话剧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座谈（王晓鹰作了书面发言）。座谈会发言由本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刊出。

在纪念中国话剧90年之际，回顾其成绩辉煌的发展历程，感触很多，这里我仅就中国话剧与中国革命，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谈几点想法。

中国话剧运动的开创跟辛亥革命密切相关。辛亥革命时期，有个话剧团体叫进化团，当时称做文明戏团体，演出话剧《黄金赤血》，为这次革命募捐。那时话剧刚刚传到中国来，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很不熟悉。

话剧运动有个深入民众的过程。南国社主要演田汉的剧作，反映的多是当时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是当时比较进步的阶层对中国现状的看法和批评。虽然还停留在发牢骚上，所写的东西也还仅限于知识分子或他们眼中看到的，但这对田汉后来转向革命却是积极因素和准备措施，尽管也反映了一些中国的现实，却还没有达到革命的、积极反抗的高度，还不够深刻，或者说还没能拿出对中国现实的切实看法。当时，话剧还没有普及，还不是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的东西。更准确说，南国社是话剧走向革命的开端。

曹禺《雷雨》的上演，使话剧开始在中国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地位，我们叫它“话剧中国化”，或者说“话剧开始中国化”了。这也是一个阶段。这个剧本写出了当时中国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及其典型人物，这就使得话剧表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戏写出后有很多剧团上演，至今还在演出。不过，《雷雨》也只是奠定了中国化的基础，也仅仅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话剧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很大发展，开始跟中国老百姓息息相关了。郭沫若的《屈原》在陪都重庆首演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观众都能把剧中的台词背出来，尤其是那段“雷电颂”，很多观众起来跟着念。老百姓抗日反蒋的爱国情绪都被郭老的这部戏剧写出来了。

话剧出现了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意志的倾向，但还没有反映出跟老百姓很深切的关系。反映这种深切关系的是《白毛女》。《白毛女》是新歌剧，为什么把它算在话剧里呢？因为新歌剧跟话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特别是这个《白毛女》，可以说主要是当时鲁艺搞话剧的人创作出来的。这个戏在解放区及很多地区演出。部队指战员开到前线之前都要看这个戏。然后就在枪托上刻上“为喜儿报仇”的大字。通过这类剧目创作，使一批话剧工作者找到了深入生活，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道路。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话剧与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解放后的中国话剧在“中国化”道路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老舍是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就是《茶馆》。《茶馆》把中国近代、现代生活很概观地写出来了。剧中都是北京人，都能比较活龙活现地出现在舞台上。尤其是三个主要人物，实际上他们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典型。

中国话剧的表演艺术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完成“中国化”的。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焦菊隐先生指导下，他们在舞台上反映并且创造出了完全中国气派而且是北京气派的人物，这就使中国话剧的表演艺术也深深地中国化了。当然还有很多话剧院团也为此做出了贡献。

这里我只是从中国话剧发展史上选取了几个点，并想通过这几点来说明中国话剧是如何跟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密不可分，又如何跟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发生密切关系的。没有提到的相关剧目和剧团还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总之，中国话剧发展至今，从剧本到表演早已不能说是外国剧种，已经完全中国化，而且是深受中国百姓欢迎的艺术了。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话剧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让话剧更好地为中国老百姓服务，这是所有话剧工作者的责任。我想，我们的话剧界会努力做出比以往更加辉煌的成绩来。我向他们致敬！

我已是耄耋之年，在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时候，心情格外激动。我从1932年开始戏剧生涯，65年的经历，时时浮现眼前。前天，江泽民总书记在观看话剧《虎踞钟山》时，接见了话剧界的几位同志。其中我83岁，是年长者之一。总书记亲切指出：中国话剧到今天有了很大的发展，话剧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它对观众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话实在是说到了话剧的根本上，说到了我的心上。话剧，有着独特的力量，它的生命就在于与时代同步。无论是在初创时期，在动员人民投入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最大的社会功能是贴近时代，反映时代，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我正是在党所领导的话剧事业中，在从事话剧艺术的历程中得到了培育，接受了革命，领悟了人生。

党对话剧事业的关怀和领导，是话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命之本。在新的历史时期，话剧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才能创造出更多有利社会、有利民族的优秀佳作。

话剧，是剧场艺术，同时也是民众戏剧，我们既要创造高质量的剧场艺术，同时也要深入到民众中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

话剧需要不断创造。90年的话剧史，实际上就是话剧的创造史。话剧的创造和革新，体现了一代又一代话剧工作者的艺术理想。我们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创造包含着话剧的时代感，话剧舞台的思想含量；创造，自然也包含着话剧的艺术性、话剧的艺术魅力。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是优秀的话剧艺术的理想境界。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话剧90年是短暂的，而作为与时代同步的中国话剧，90年却是沉甸甸的，这是因为我们与时代、与民族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我虽然已进入人生的暮年，但是当我看到今天的话剧舞台演出如此多姿多彩，争鲜斗艳，我仍然是兴奋不已。当我听到年轻人对我国话剧艺术的热情发言，献计献策，我感到话剧事业仍大有希望。话剧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会有困难的，未来的话剧也不会例外，而攻克艰难从来就是话剧倔强的个性。我希望话剧把与时代同步视为自己的生命，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发展，在时代的洪流中永远前进。

中国话剧走过了90年的战斗历程，显示了它辉煌的历史。但当前遇到了些困难，也就是被称为的“危机”或“低谷”。怎样渡过危机走出低谷使话剧再现辉煌呢？我认为首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二为”方向，也就是解决我们话剧工作者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是承认或认识到这些的，但也还有一少部分人并不以此为然，他们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摆在群众之上；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人民为他们服务；在他们的作品中只重视“表现自我”；通过“玩儿文艺”来自我陶醉；他们标榜淡化主题思想，淡化情节，淡化典型，结果是淡化了“二为”方向。

中国话剧素来重视主题思想，并通过情节和人物作典型的表达，同样也重视“演出的最高任务”，也就是要求戏剧的演出严肃认真地考虑演出的社会效果，这是中国话剧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同人民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抛却了这些经验和传统，就可能使中国话剧偏离正道，误入歧途。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号召多出优秀文艺作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什么是精品呢？这就涉及到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问题。现在常常提“贴近生活”这四个字，给人印象似乎作品只要贴近生活就万事大吉了。但是贴近生活不能同现实主义的概念相混淆，更不能同精品划等号。我们贴近生活掌握了素材，还需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才能抓住生活的本质；再通过艺术加工，才能使所创作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也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近乎精品。

在话剧这门综合艺术中，演员是灵魂，也是创造精品的重要因素，演员表演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演出的成败，因此，话剧演员必须练好台词、形体等基本功，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过去对这些方面是要求得很严的，近年好像出现了一些松懈的现象，这对于创造精品会产生消极作用。

文艺作品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一般地说，物质产品不存在方向问题，可是精神产品就必须同“二为”方向密切结合，这是对于精神产品的一条重要的要求和标准。所以精品应该也必须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精神产品，有了较多这样的产品，就能使话剧渡过危机，走出低谷。

话剧是一个外来的剧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话剧工作者长期深入到农村和部队，使话剧的普及面空前扩大。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提出了“剧场艺术”的口号，相对地和农民的关系疏远了。话剧要渡过危机走出低谷，必须坚持做扩大观众面的工作，除了守住剧场的阵地外，还应当走向工厂，走向学校，走向农村，改变那种眼睛朝上、醉心评奖的倾向。

文艺批评是文艺发展的推动力。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不能满足作为“推动力”的要求。目前有些戏剧评论严重脱离实际，不少评论文章人云亦云，不关痛痒，有的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怎样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我觉得文艺评论家们还是应当拿出勇气来，本着向话剧发展前途负责的精神，排除种种非艺术的干扰，写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同时也要有接受反批评的勇气和“雅量”。

有人说观众是话剧的“上帝”，但是要使“上帝”受到感动，还是要我们自己有“挖山不止”的行动。同志们，努力吧，让我们一起来挖，挖，挖，挖到话剧再现辉煌！

在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日子里，江总书记观看话剧后说，这些年话剧有了很大的发展，话剧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前一句是对话剧事业历史的科学的总结，后一句则是对话剧事业的充分信任和期望。作为从事话剧艺术的一名老兵，听这两句话，我真是夜不能寐，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激动！非常幸福！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在这个座谈会上，我主要想说三点心里话：

（一）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话剧艺术，就是用它表达我们民族的愿望，尤其在后来的革命烈火中，话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更加直接地表现人民的心声。五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话剧，就是在冀鲁豫军区演出宋之的的名作《雾重庆》，紧接着，我又参加演出了独幕剧《结果如何》和胡可同志的《战斗里成长》。后来我做的第一次导演分析，也是《战斗里成长》。实际上，这是中国话剧给我上的第一课：为时代，为人民演出。尽管时代不同了，这个宝贵的传统是永远不能丢弃的。我们不能在摒弃简单的粗糙的政治宣传的同时，对这个宝贵传统有丝毫的忽视和淡忘。话剧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就是一切为着人民，让观众感到赏心悦目，让观众内心产生共鸣，让我们和观众一道探索新生活，一道创造崭新的精神世界。我想，这是在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时候，最应该深思的———我们如何让观众更加喜爱话剧。

（二）话剧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写实戏剧观也好，写意戏剧观也好，传统现实主义也好，对现代派的借鉴尝试也好，没有必要争论孰强孰弱，最好的检验官是时间，最好的评判官是人民。得不到观众的喜爱，被时间所忘却，自然就没有生命了。只要是为了让人民得到愉快的欣赏，得到情操的陶冶，得到精神的丰富，一切探索和创新都是有价值的。

（三）话剧事业要有空前的大发展，就必须改革。把剧院（团）按照官衙门的体制来办的状况必须改变。这几年话剧院团有了革新的动向，但还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探索文化市场的规律，用优化组合的方式打出适应时代和人民需要的精品，是改革的关键。现在一些文化公司正在对话剧市场跃跃欲试，我们的剧院（团）怎么办？等着上级拨演出经费的状况，剧院（团）领导硬性指派的做法，实际是无所作为的。国家办的话剧院团必须振作起来，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闯出一条路，使我们成为话剧文化市场的主力军！

在话剧迎来90年纪念日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在观看了话剧《虎踞钟山》之后指出：中国话剧到今天有了很大的发展，话剧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它对观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许多优秀剧目的演出扣人心弦。江泽民同志还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课题，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给人们以启发、教育和鼓舞。

我想江泽民同志这些话并不是只针对一个戏而言，而是对我国话剧的总的评价和要求。

话剧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90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话剧队伍不断壮大，这样一个舶来品，已经深深地生根于民族沃土之中，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但目前话剧的发展比较艰难。北京的话剧市场是比较好的，就北京来说北京人艺又是比较有影响的剧院。可是，目前也遇到了剧本的问题，好本子少，可供上演的堪称上品的更少。所以最近上演的几个剧目，专家和观众也是议论纷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说是投入少，没钱，有的说是群众不爱看话剧，有的说受影视冲击，人才流失严重，等等等等，于是有病乱投医，应运而生的各种抢救话剧的偏方纷纷出现，什么小剧场是检验话剧的唯一出路啊，什么话剧是小众文化呀，什么要搞话剧创新，就必须扬弃一个主义一个体系呀！弃的是现实主义，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种“创新”是否挽救了话剧呢？事实证明，哲理不等于晦涩，深刻不等于难懂，趣味不等于低俗，创新更不等于玩弄舞台形式。话剧吸引观众靠的是质量，思想的质量和艺术的质量。《虎踞钟山》我看过了，它没靠什么创新的先锋现代手法，而是真实再现了建国初期我军事学院的一个侧面，感人的场面，生动的人物，尖锐的矛盾，美好的人际关系，看后使人久久不能忘怀。看后走出剧场，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向我问路，我问她是否也是来看戏的，她说是，我说你喜欢吗？她说非常喜欢，我说你喜欢话剧吗？她说这种话剧我喜欢。可见我们的话剧要想赢得观众靠的是质量，是话剧独具的魅力，话剧可以深刻表达和揭示人物的灵魂和心理，这是有些艺术品种所难以达到的，虽然电影和电视剧具有这种作用，但它又没有话剧直接与观众交流互相感染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改变对话剧的误解，发扬话剧的独具的特点，走出话剧目前陷入的怪圈。话剧可以表现的题材是十分宽广的，它可以表现古今中外各种人物，各种层面，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十分宽广的。

在改变观念的前提下，必须对话剧院团作深化的改革。首先我认为是要加强和改进对话剧的领导，创造一切可能条件为话剧的创作提供思想政治环境和物质的条件。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话剧的发展，话剧在我国将来必然是会大有作为的。北京人艺曾经做过调查，目前话剧观众中青年观众占63．43％，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欣赏高水平高雅艺术，把戏剧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的日子早晚会到来的。

深化改革话剧院团，也将会遇到诸如关停并转、人员下岗、优胜劣汰一系列棘手问题，但是非进行不可。总之，话剧院团的机关化，话剧演员向影视、小品分流的现象，话剧的创作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较大的改革。话剧的前途是光明的，话剧不会消亡。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话剧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中国的话剧艺术走过了90年发展历程，曾经有过令人骄傲的辉煌，如今却是处在一个公认的“低谷”之中。有人问我是否同意“话剧是一门夕阳艺术”的说法，我当然是不同意的。

话剧艺术现在所面临的，是远远超出话剧范畴的综合性的问题，是当今社会、国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反映，而且有些是与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的。话剧艺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有时的确显得不那么合时宜，其处境甚至可以说是尴尬的：说它是“大众艺术”，它难以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去与广大受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当然也就造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星”和“追星族”；说它是“高雅艺术”，它又缺少芭蕾舞、交响乐那样的高雅外表，所以吸引不来那些既有雅兴又掏得出钱的富足阶层；它是一门需要抛头露面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可它远不如搞电视电影那样能获得万人瞩目的知名度；把它放入艺术市场，它又因为太缺少商品性质而成了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中最捉襟见肘的一个。但是这并不能得出话剧艺术跟不上时代发展而成为“夕阳艺术”的结论。事实上，话剧艺术与观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它在表达人的情感、关注人的内心、自省人的灵魂、思考人的命运方面，将永远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生存活力。无论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到何等程度，无论艺术门类和 娱乐方式丰富到何等程度，话剧艺术的质朴、鲜活和直接都使得它是不可或缺和无从取代的。世界上许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话剧艺术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十分繁荣，这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我国话剧艺术的现状，从整体上看的确不乐观，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而且这种情形肯定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这不是努力一两年、排出一两个好戏、组织一两次活动所能根本改变的。如何在国家整体的社会经济“转型期”中使我们的话剧艺术也安全顺利地度过“转型期”，这是话剧界同仁特别是我们这一年龄层的话剧工作者不容推卸也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要求自己一定要干得轰轰烈烈，也不指望能在短期内看到话剧艺术的再度辉煌，我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一份平淡的心情，继续保持一股执著的韧劲，尽我的努力做一些事情，坚守这块我认为值得对它迷恋、值得为它奋斗的艺术阵地。我希望若干年后，当社会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使得人们可以对话剧给予较多的关注时，能够看到这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并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迷失。我特别想说的是，我衷心地希望话剧能够真正在艺术的意义上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作为一门艺术它有着自己表达情感的语汇，有着自己感动观众的方式，无论是国家投资的主流戏剧、自行炒作的商业戏剧还是反叛传统的实验戏剧，都应共同尊重这个带根本性的艺术规律，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将来话剧艺术生存大环境整体好转的等待才能真正心安理得；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现在的所谓“耐住寂寞”和“耐住清贫”才能真正有意义。

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界的盛大节日。在回顾中国话剧90年的光辉历程的时候，我们中央实验话剧院深切缅怀我们的首位院长欧阳予倩先生。当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在东京创建春柳社时，欧阳予倩就参加了春柳社，并成为重要成员。1956年夏天，欧阳予倩等5位著名戏剧家联名向国务院倡议：以中戏当时导、表演两个训练班为基础，组建一个带有实验性和示范性的新的国家话剧院，这倡议很快便被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采纳，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并由朱德委员长题写了院名———中央实验话剧院，于1956年9月成立。1959年，欧阳予倩根据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和原来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话剧《黑奴恨》，1961年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剧院的有代表性的剧目。值此我们深切地怀念中国话剧所有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向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戏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们面临着世纪之交，如何把话剧往前发展一步，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体会到，首先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还要很好领会在中国话剧90周年纪念大会上李岚清、李铁映同志的讲话精神，特别要学习好十五大报告中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这是我们发展话剧事业的思想武器、精神动力。

展望未来，中国话剧到了100周年、120周年的时候，从组织机制到舞台演出的艺术水准，会是什么情景？或应是什么情景？我们建议，有关领导、上级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应的专家学者，描绘蓝图，制订发展规划，使话剧不至于盲目发展，而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循序渐进，使下个世纪的话剧舞台更加多姿多彩，生气勃勃。